近代科学输入中国的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正是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年代。随着科学知识的传播，孕育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科学救国”“科技强国”的家国情怀，这是科学精神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中国科学家精神。
倡导“科学救国”
19世纪中叶，最初开眼看世界、积极倡导学习近代先进科学的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以夷攻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饱含奋发自强的时代强音。稍后，李善兰等人认识到“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出，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即认识到科学技术是西方强大的重要原因。近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与技术的密切联系，它有助于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是人们改造物质世界的重要力量。这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一种全新的观念。
晚清著名科学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都投身到谋求国家富强的自强事业中。李善兰晚年担任京师同文馆算学教习，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徐寿、华蘅芳等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于1865年打造出中国人制造的第一艘轮船“黄鹄”号。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徐寿、华蘅芳等人与英国人傅兰雅等合作，采用口译与笔录整理相结合的方式，翻译了200余种欧美科学技术标准著作和教科书，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介绍到中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读书人的知识视野。
甲午战争之后，严复积极向国人介绍进化论，他精心编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严复明确提出“西学格致救国”即“科学救国”的主张，他对于科学的概念、方法和功能的理解和介绍，比前人有了较大进步。
中国现代第一代科学家陆续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大都留学于欧美日，在一些著名大学跟随著名科学家学习和深造，掌握了更先进的科技知识，拥有一定的科研经验。他们目睹西方的富强进步，痛感中国科学落后，认为急需向国人传播科学知识，建立和发展中国自己的科学事业。1914~1915年，任鸿隽、赵元任、杨铨、秉志等留学生在美国组织中国科学社，编辑《科学》月刊在国内发行。继严复之后，中国科学社的成员大力倡导和践行“科学救国”。正是因为认识到科学是中国富强之所必需，中国科学社的这些科学先辈才身体力行，积极传播科学、倡导科学，他们是中国现代第一批科学家，也是中国现代科学的真正奠基人。
倡导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一词最早来自于日文文献，但由任鸿隽等《科学》杂志的主要作者作了新的诠释，他们是在现代中国最早倡导科学精神的科学家。
1916年1月，任鸿隽在《科学》第2卷1期发表《科学精神论》一文，他认为科学家所谓真理，是以事实为根据，通过实验取得数据，进而通过逻辑推理判断，再加以实验验证得出的结论。他还批评国人的科学观念过于崇尚物质与功利，认为科学精神在于探究真理，并指出崇实、贵确为科学精神的两大要素。后来，他又进一步提出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和存疑为五种科学精神。
任鸿隽的老友、动物学家秉志在《科学精神之影响》一文中指出，科学精神为公（公开无私）、忠（忠诚忠实）、信（科学以求真理为唯一之目的，决不容作伪矫饰）、勤（勤勉）、久（锲而不舍、不容懈怠）。秉志认为，虽然这几点早就为中国古代圣贤所倡导，但中国人平常所作所为恰恰与此五点相反，因此他提出了要以科学精神改造民族性格的问题，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精神的倡导，才能发展科学，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著名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在《利害与是非》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国人虽然提倡“科学救国”，但只看重西方物质文明，而不重视“科学精神”的培养。他说：“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在就任浙江大学校长之后，竺可桢将科学精神概括为“求是”二字，并把它定为浙大的校训。
践行“科学救国”
中国现代科学家是科学知识的传播者，更是“科学救国”的践行者。任鸿隽、竺可桢、胡明复等人回国后，大都在国内各大学任教。他们的归国大幅提升了国内大学的教学水平，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学。另一方面，他们又积极谋求建立科研机构，亲身从事科学研究，大力推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建制化，从而在20世纪上半叶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基础。
1916年，丁文江、翁文灏等归国留学生主持的地质调查所开始开展地质调查工作。1922年，中国科学社建立了生物研究所开展动植物调查和研究。1923年，永利碱厂等聘请哈佛毕业的化工博士孙学悟主持新设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开我国私立研究机构之先河。1928年，民国时期的国家科学院中央研究院终于建立起来，陆续成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心理、社会科学、历史语言等主要分布于上海和南京的10多个研究所。次年又建立了北平研究院，先后成立了物理、化学、镭学（后改称原子学）、药物、生理、动物、植物、地质、历史等10多个研究所和研究会。同时，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也是中国现代科学团体建立和改组最为活跃的年代。这一系列新机构新团体的成立和组建，标志着中国第一代现代科学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国家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事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后，面临日本侵略的严峻形势，中国的科技界加紧研究国防等现实课题。许多大学开设了国防科技课程，一些科学家也开展了国防科研工作，为西南西北大后方的建设出谋划策。“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许多重要的大学、科研机构和科学文化设施内迁，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等坚守西南，弦歌不辍。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留学生响应国家号召归国参加建设和抗战。到1938年，归国留学生总数达8000人。我国现代第二代科学家里面的一些代表人物，如陈省身、华罗庚、许宝蚴、赵九章、王竹溪、龚祖同、方俊等著名科学家，都是在抗战初期就回国工作。他们与许多先期归国的科学家一道，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和研究，延续和发展了中国的新兴科技事业。
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年代，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科技事业发轫之时，延安吸收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屈伯川、陈康白等留德博士，沈鸿等大城市的技术专家都奔赴延安，参加边区建设。党中央高级领导亲自参加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等学会的活动，宣传和普及科技知识。延安自然科学院、晋察冀兵工专门学校等高等学院，还培养了一批党的科技干部和青年科技人才。延安时期党开创和领导科技工作的经验和其间成长起来的科技干部，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领导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的建立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科技工作者实现科技报国的抱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上世纪50年代，约2000名留学生回归祖国，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归国潮。他们不计条件、排除万难，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各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其中许多科学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的奠基和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回顾历史，中国科学家的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孕育于中华民族灾难最深重的时代，几代科学家为中华民族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不懈奋斗、无怨无悔。在当前21世纪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形势下，重温老一辈科学家从“科学救国”到“科技强国”的心路历程，必将激励新一代中国科学家为我国科技的自立自强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国科大科学技术史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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